编者按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3月2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综合施策稳定市场预期，保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经济报道，尤其财经报道，是新闻报道中专业门槛最高的领域之一。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真正读懂和深刻领会中央要求，精准把握和做好经济报道十分必要。本文对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不确定，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做好财经报道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了思考与阐述。

凝聚经济共识 维护市场稳定

——做好财经报道的方法论

马婧妤 上海证券报京津冀新闻中心主任

时至今日，财经报道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主流媒体的财经报道不仅是传播信息、解读政策、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重要渠道，也发挥着凝聚各界对经济政策共识，建立一致预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

现阶段，主流媒体的财经报道在传播速度、内容定位、报道视野、媒介融合等诸多方面遭遇挑战。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不确定，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如何做好财经报道，避免因视野狭窄、专业性不足、追求速度忽视质量、不问影响只问影响力等，造成信息失真、预期错配、叠加谬误，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关注“特殊性”：财经报道本身就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有效的信息共享，金融市场便无法运行。投资者依据公开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评估，是定价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金融产品的价值总是与媒体对它的报道密切相关。财经报道所形成的“信息场”，与经济、市场、贸易、价格、投资者行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财经媒体的议题设置可能直接影响投资决策、价格走势、商业格局，乃至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一致策略。甚至可以说，财经报道本身就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经报道的影响力在资本市场尤为明显，无论是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报道，还是并购重组报道，抑或针对市场乱象所做的监督类报道，都与其所涉及的板块、行业、公司的市场表现，有着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存在这种直接影响，近5年，有媒体参与，或有市场主体利用媒体发布信息扰乱价格的“信息型市场操纵”违法行为也时有发生。

财经报道的影响力不仅作用于新闻报道刊发的当下，也作用于市场参与主体形成预期的过程中。以近一阶段国内各财经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财经新闻信息传播实践为例，国家推动教育改革，实施“双减”政策，与此同时有关部门针对少数互联网平台加强了规范和监管；但短时间内媒体、自媒体高密度的信息传播、延伸解读，推动市场的政策消极预期由点及面向平台经济蔓延开来，甚至升级为对整个民营经济产生了政策风向转变的疑虑，出现层层加码的“乘数效应”，相关行业产业、金融市场都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导致境外市场投资者对中概股的预期产生变动，A股市场也出现了联动反应。

如此影响显然既不是决策部门希望看到的，也不是市场主体希望看到的。这其中，既涉及相关部门政策出台方式方法的问题，也涉及财经报道的专业性问题和财经新闻信息传播的秩序问题。正视财经报道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殊性”，对财经新闻小可能影响市场主体、大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走势建立起足够的认知，是做好财经报道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关注“复杂性”：财经报道面临三重挑战

日趋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创新发展脚步不停的金融市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日益联通、联动，相互影响不断加深；以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媒介迭代、传播方式革新，都使财经报道工作面临重大挑战。

首先是速度。

互联网技术进步、媒介形态革新，使信息传播的速度大为提升，信息生产的密度也爆炸式增长。传统媒体的周期性生产模式被打破，新闻信息几乎一年365天全时生产、全时传播，时效性越来越决定着新闻信息的生命力。体现在财经报道领域，其对时效性的倚重、新闻信息“半衰期”一再缩短等特征尤为明显。

面对竞争压力，财经记者必须写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以适应全时传播的新媒体格局。然而，财经报道具有专业性门槛，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新闻采集、新闻价值判断、信息准确性核实、稿件写作、审校流程……速度和准确性、深度之间势必形成一定冲突，做到“又快又好”，对财经新闻记者编辑的专业素养、工作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其次是专业性。

经济、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从未停顿，新政策、新举措、新模式、新产品、新概念……层出不穷，复杂性也日益加深，这对财经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知识、技能储备，以及学习能力带来了相当严峻的考验。

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过后，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展开深刻反思，对财经报道的反思也是重要方面。其中，“缺乏深度报道”是针对西方财经新闻记者的主要批评之一。深度报道的缺乏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财经新闻记者专业知识的匮乏。看懂各类金融业务、弄清复杂的结构化衍生工具，识别风险，这无疑需要财经报道从业者具备高级别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仅具备新闻业务知识、不具备经济金融专业知识，便无法胜任报道对象日新月异的财经新闻采写。

准确、高质量地完成财经报道需要深耕专业。持续不间断地学习、持续不间断地思考，强化独立思考能力、建立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避免认知偏见……成为摆在从事严肃财经报道的媒体人面前的任务清单。

再者是视野。

财经媒体记者、编辑的条线分割过于细化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财经新闻工作者的视野，使其只能注意到自己负责领域内的信息，缺乏整体、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新闻事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某些特定领域的新闻信息所具备的“全局重要性”没能引发本应引发的关注。具备更开阔的视野，明白监管的逻辑、行业发展的逻辑、政策的逻辑、经济运行的逻辑，才能使财经报道完善、不失之偏颇。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影响，金融市场密切联动，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也使国内外经济局势变得空前复杂。财经报道不仅要着眼国内，还需要建立更为广阔的全球视角，在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待、分析新闻事件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做到足够专业、足够权威。除了纵向做深，横向做广也越来越重要。

三、关注“问题导向”：做好财经报道的四个避免

做好财经报道，首先要做好新闻报道，严格遵循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尤其在观点泛滥、事实稀缺的“后真相”时代，在社交媒体、自媒体大量生产“新闻商品”的时代，从事严肃财经报道的主流媒体，更要从意识上和技术上严格追求“事实”准确，多提供事实，少提供判断，慎提供“情绪”。

从当前国内媒体从事财经报道的现状出发，做好财经报道至少要留意以下四个“避免”。

（一）避免草率地“窥斑见豹”

财经报道既关注单个新闻事件，也关注一系列新闻事件反映出的变动趋势。相比关注“当下发生了什么”，财经报道更关注“未来将要发生什么”。在此过程中，要十分留意避免草率地“窥斑见豹”，从单一事件性信息出发直接形成趋势性判断。

例如，证监会官方网站定期披露IP0批文情况，有时恰逢年报审计窗口期、规则调整等原因，会出现一段时间IPO批文数量较少或未发批文。每逢这种“少发”或者一周未发的情况出现，就总会有媒体报道IPO放缓、IPO审核暂停，对市场预期带来错误扰动。事实上，了解政策逻辑就应该知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保持IPO常态化发行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因为一两次IPO批文披露的变动，就判断IPO政策发生趋势性的转向，是极其不慎重的。

又如，202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新闻通稿因报道篇幅所限，并未直接写出“房住不炒”，随后便有分析、报道认为“房住不炒”政策已经或可能松动。事实上，“房住不炒”是长期政策，不了解清楚情况，仅从个别字词表述出发延伸出重要判断，是非常容易形成错误判断、错误报道的。

避免草率地“窥斑见豹”，既需要从新闻业务的角度出发，谨遵真实性原则，对新闻信息多方核实、求证，多报道事实、少提供判断，也需要从财经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掌握政策脉络、掌握行业动向，掌握监管逻辑，形成独立判断。同时，谨防给单家企业、个别事例贴标签、以偏概全，使其在报道中呈现为涉及全行业、具有普遍性的事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避免过分夸大政策影响，造成“预期错配”

政策解读是财经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报道政策本身、政策的制定背景及逻辑、业界反响及讨论的过程，也是帮助市场正确理解政策、形成合理预期的过程。政策解读应当恰如其分，尤其是对有利于形成经济、金融向好预期的，所谓“利多政策”的解读，更要实事求是，不能过度夸大。

例如，2022年3月上中旬，受多重因素影响，国内资本市场出现明显震荡。3月8日，人民银行发布信息称，今年将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之后，不少媒体立即跟进报道称，此次人民银行上缴1万亿元利润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相当于降准50bp，甚至有报道表示，此举相当于降准50bp和“增加1%的财政赤字率”。

人民银行上缴结存利润是否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是否能够把人民银行上缴结存利润，而后形成财政支出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直接等同于降准降息？

事实上，中央银行利润上缴财政，是我国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行做法。人民银行结存利润主要来自过去几年的外汇储备经营收益，将这部分收益结汇并进行利润上缴是常规操作。此次人民银行上缴1万亿元结存利润，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联动，共同发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举措，央行在答记者问中也明确表示，上缴结存利润既不会增加税收或经济主体负担，也不是增加财政赤字。

简单化解读政策、不明就里夸大其作用及影响，短期内容易引发错误预期，中期则会造成预期与政策之间的偏差，导致某种“预期错配”，进而在金融市场体现为“预期落空”的消极影响。要知道，有时“预期落空”并不是由于政策不到位引发的，而是由于信息传播造成“预期错误”引发的。过于简单粗暴、直接等同、对政策理解不深入的财经报道，是“预期错误”的温床。

（三）避免不问“社会影响”，只问“媒体影响力”

公众接收信息，进而形成某种社会心理，往往具有事件驱动型的特征。金融市场是预期市场，预期的形成也具备较强的“事件驱动型”特征。因此，开展重大财经新闻选题报道，尤其是对风险事件、负面新闻进行报道，或开展舆论监督报道时，琢磨社会心理、市场心理，预估影响是十分必要的。财经报道要做风险事件的“稳定器”，而不是“放大器”，避免不问“社会影响”，只问“媒体影响力”。

例如，近一时期头部房企恒大集团出现债务违约风险事件，对整个房地产行业带来影响，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若政策处理不当、报道处理不当，个别房企的风险事件就容易引起市场主体对房地产行业风险状况变化的一致预期，进而在交易、价格、行业运行，甚至社会生活方面产生显著影响。做房地产报道不仅要报道事件性的新闻，更要在报道的同时，研究房地产行业处于何种发展周期，宏观经济处于何种发展周期，做好舆论引导。

这种“舆论引导”不是只报道正面信息，对问题避而不谈，更不是耸人听闻报道风险事件，惹眼球、蹭流量，而是应当树立“真问题”意识，了解市场担心什么，市场主体关心什么，在新闻报道中提供新增信息、附加价值，策划走在热点前。

又如，2020年3月美国股市发生显著下挫，国内财经报道中出现了不少唱衰美股的内容，有报道说“美联储宽松政策难以奏效”，有报道说“美股跌跌不休”……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这种二元论的敌对性话语是有市场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走势联动进一步增强，外围市场下跌同样对A股市场产生影响。在财经报道领域树立敌对思维、煽动情绪实属不该。

优秀的财经报道既要做顺周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逆周期的工作，将“媒体影响力”建筑于公正、客观、良性的“社会影响”之上。

（四）避免“信息叠加谬误”

政策出台要防止“合成谬误”，财经报道也要防止与之作用机制类似的“信息叠加谬误”。

例如，当地时间3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将五家中国企业列为有退市风险的“相关发行人”临时名单，导致中概股再次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五家公司中，包括三家创新药企。隔日，五家公司发布公告，说明了事件影响。3月15日，有媒体曝出，国内相关部门针对盈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是否符合产业政策导向开展调研。随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下挫。这期间，受地缘政治、外围政策变动、新冠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影响，A股市场正在经历较大震荡。这一新近发生的事例，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了信息叠加的影响之深。

风险事件的爆发自有其深刻内因，我们不能将其负面后果直接归因于财经报道，但却也不能不重视这种复杂状况下，事态可能因为财经报道的参与而走向不可控的地步。信息传播具有自我放大的冲动，在媒介环境十分复杂的当下尤其如此。具有事先研判、评估影响的自觉性，才能尽可能避免“信息叠加谬误”引发超出预期的不良后果。

做好财经报道，既需要尊重一般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深耕新闻业务；又需要格外重视财经报道作为金融市场组成部分的“特殊性”，深耕专业知识，不懈怠、与时俱进地持续学习，拓展知识领域和视野范围。财经新闻记者成为专家型记者、财经媒体成为智库型媒体，直面传媒变局的挑战、直面财经专业知识广度和深度的挑战，唯此，方能在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局势中，通过优质财经报道构建良性的财经新闻信息传播秩序，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形成助益。

图为北交所迎来开市。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再提升。（新华社/发）

编 辑  陈国权